与你给我的东西相比，我给你的太微不足道了
胡利奥·科塔萨尔(Julio Cortázar，1914-1984)，阿根廷作家
作家妙语
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（Jorge Luis Borges ，1899－1986），阿根廷诗人、小说家
《巴黎评论》：那本《自选集》，内容遴选的原则是什么？
博尔赫斯：我的挑选原则很简单，就是入选的东西要比淘汰出去的让我感觉更好。当然了，如果我能更聪明点，我应该坚持把那些小说也剔除在《自选集》之外；然后在我死后，也许有人会发现被剔除在外的东西才真的好。这样做，或许更聪明，不是吗？我意思是说，只把薄弱平庸点的东西印出来，然后让某人来发现我把真货色遗漏在外了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可真喜欢开玩笑，对吗？
博尔赫斯：是的，我喜欢，确实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但写文章评论你的书，尤其是你的小说的那些人，他们……
博尔赫斯：不是这样的，跟我不同——他们写得太严肃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写作时，会设想自己在为哪一类读者而写，假如你确实这么设想的话？什么样的人是你的理想读者？
博尔赫斯：也许只是我的几个私人朋友。不包括我自己，因为我从来不去读自己已经写完的东西。我恐怕会为自己所写的文字而感到羞愧，我很怕去读旧作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很多人读你的作品，你指望许多读者能理解其中的暗示和讽喻指涉吗？
博尔赫斯：没这样指望。大部分的暗示和指涉放在作品中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人的玩笑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私人玩笑？
博尔赫斯：是那种不指望与别人分享的玩笑。我意思是，如果读者也理解，那当然更好；但如果读者不理解，我也毫不在意。
巴勃罗·聂鲁达（Pablo Neruda，1904-1973）智利诗人
《巴黎评论》：如果你必须从一场大火里拯救一部作品的话，你会救什么？
聂鲁达：可能什么都不会救。我要这些干嘛？我更希望能救一个女孩……或者一套好的侦探小说……那些比我自己的作品更能让我开心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的评论家里，哪一个最理解你的作品？
聂鲁达：我的评论家们！我的评论家们几乎都把我撕成碎片了，用这世界所有的爱与恨！在生活当中，就像在艺术当中一样，你无法取悦所有人，这是一个始终与我们同在的状况。一个人永远都在同时接受亲吻和巴掌，爱抚和拳打脚踢，这就是一个诗人的生活。让我困扰的是对诗歌或者人生解读当中的变异与扭曲。打个比方，在纽约的笔会大会上——这个会议召集了世界各地的许多人，我念了我的社会诗歌，在加州我读了更多的社会诗——那些献给古巴的，支持古巴革命的诗歌。然而古巴作家们联名写了一封信，并且派发了几百万份，里面我的看法被质疑，我被看作一个唯一受到北美人保护的人。他们甚至说我能进入美国是种奖励！这太蠢了，如果不是恶意诽谤的话，因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诗人确实入了境，甚至古巴诗人的到来也是被期待的。到纽约并不等于我们失去了反帝国主义的立场。然而，古巴诗人不管是因为轻率还是因为其它不良原因表达了这样的意思。事实上，在这个点上，我是我的党派的总统候选人证明了我有真正的革命性。那些在那封信上签名的作家没有一个可以与我在革命活动上相比，他们中没有一个做过我所做过和我所反抗过的百分之一的事。
戈尔·维达尔、库尔特·冯内古特、诺曼·梅勒（左起）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真的认为创意写作是可以教授的吗？
冯内古特：就像打高尔夫一样可以教。专业人士能够指出你挥杆时明显的错误。我想我做得很好，在爱荷华大学的那两年。盖尔·戈德温和约翰·欧文、乔纳森·彭纳、布鲁斯·多布勒、约翰·凯西、简·凯西都是我那时的学生。他们后来都出版了很好的作品。我在哈佛教得很差，因为那时我的婚姻破裂了，还因为我要每周乘车从纽约赶往剑桥城。几年前我在城市学院教得更差。我同时要做太多个项目。我也不想再教了。我只懂理论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能概括一下这套理论吗？
冯内古特：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的创始人保罗·恩格尔说过。他对我说，如果工作室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大楼，应该把这句话刻在门口：“别太认真。”
《巴黎评论》：这句话怎么会对人有帮助？
冯内古特：它会提醒学生，他们是在学习玩恶作剧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恶作剧？
冯内古特：如果你能让人们对着白纸上的黑点笑或者哭，那不就是恶作剧吗？所有伟大的故事类型都是让人们一次次听信的恶作剧。
E·B·怀特（E.B.White，1899-1985）美国作家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年轻时是个读书狂吗？
怀特：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读书狂，事实上我这一辈子读书很少。跟读书比起来有太多其它事情是我更想做的。我年轻时读动物故事——威廉·朗和恩内斯特·汤普森。我读了很多关于小船航行的书——这些书虽然没什么价值，但就是让我着迷。二十年代我读报纸专栏：F.P.A.，克里斯托夫·莫里，唐纳德·马奎斯。我试着投稿，也发表了一些东西。（小时候我是圣尼古拉会的成员，那里是我文学事业的辉煌起点，身上挂满了金银徽章。）我的读书习惯多年来都没有改变，变的只有我的视力。我不喜欢在家里待着，一有机会就往外跑。要读书就得坐下来，一般都是在室内的。我是不安分的人，宁愿扬帆起航不愿啃书本。我从来都没有过非常强烈的文学好奇心，有时候我感觉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搞文学的人。除了我以写作为生这一事实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也是个画家。瑟伯以及其他《纽约客》的画家对于你的绘画及给《纽约客》画的封面作何评价？
怀特：我不是一个画家，也从没有给《纽约客》画过任何东西。我的确交过一个封面也出版了。素描、绘画我都不会，但是那时候我卧病在床，好像是扁桃腺炎把，我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，但是我有一个关于封面的想法——一只挂着饲料袋的海马。我向我儿子借了一套水彩画的工具，在韦伯斯特词典里找到一张海马图，照着画下来，然后就弄出了那个卖掉的封面。那根本不值一提。我最后甚至在饲料袋上写了“燕麦”两个字，生怕别人看不明白，却把整幅画都给毁了。我想那张封面的原稿可以作为某个收藏家的小件收藏品，那可是我唯一一次涉足绘画艺术的世界。但是我不知道那画现在在哪里。我把它给了杰德·哈里斯。他把这画怎么样了，只有上帝知道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福克纳曾经这样评价作家，“我们想达到梦中的完美，我们都失败了。”你会将自己归于此类作家吗？
怀特：是的。我的朋友约翰·麦克纳迪一直想写一首歌一直也都没写，他给这首歌起好的名字是“做梦要合理”。我俩都觉得这样一首歌会很好玩。我现在仍然觉得很好玩。我的梦从来都不是合理的。我很高兴他们不是合理的。福克纳是对的——我们都失败了。
《巴黎评论》：你能说说这都是些什么梦吗？
怀特：不能。我想你是想让我把一个本质上模糊和无法描述的东西说得更精确，或者更明确。唐纳德·马奎斯曾一语中的：
我的心随着我的岁月
我无从言说
《巴黎评论》：获得名望和成功让你感到快乐么？
科塔萨尔：啊，听我说，这话我本不该说的，因为没人相信，不过对我来说，获得成功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。我很高兴自己能靠写作维持生计，所以我也必须容忍成功带来的知名度和批评。但我以前默默无闻时，要比现在更快活，快活得多。如今我去拉丁美洲或西班牙，每走几步都会被人认出来，要签名和拥抱……这是挺感人，因为他们都是读者，往往还很年轻。我很高兴他们喜欢我的作品，但让我苦恼的是，我再也无法享受孤身独处了。在欧洲，我不能去海滩，不出五分钟，就会有摄影师出现。我的外表没法伪装；假如我是小个子，我还可以刮掉胡子，戴上墨镜，但我个子这么高，胳膊也长，凡此种种，都能让人们隔着老远就把我认出来。
但另一方面，我也会遇上十分美好的事：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在巴塞罗那的哥特区散步，有个很美的美国姑娘在弹着吉他唱歌，吉他弹得相当不错。她坐在地上，卖唱赚钱。她唱得有点像琼·贝兹，嗓音很纯净、清澈。有一些巴塞罗那的年轻人在听。我躲在暗处，驻足聆听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些年轻人中有个小伙子，他大约有二十岁，很年轻，很英俊，走到我跟前。他手里拿着一个蛋糕，说：“胡里奥，拿一块吧。”于是我拿起一块吃了，对他说：“谢谢你过来给我这个。”他对我说：“听我说，与你给我的东西相比，我给你的太微不足道了。”我说：“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。”我们彼此拥抱，然后他离开了。这样的事，是我的作家职业所能得到的最佳报偿。年轻男女走过来跟你说话，给你一块蛋糕吃，感觉真的不错。写作的艰辛，能得到这样的回报，也值了。
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2》九久读书人·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5年11月
本文已获授权
序 /奥尔罕·帕慕克
E.M.福斯特/弗朗索瓦丝·萨冈/奥尔德斯·赫胥黎
哈罗德·品特/以赛亚·B.辛格/
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
E.B.怀特/巴勃罗·聂鲁达/约翰·斯坦贝克
库尔特·冯内古特/胡利奥·科塔萨尔
唐·德里罗/苏珊·桑塔格/伊恩·麦克尤恩
诺曼·梅勒/大江健三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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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：包吱